王跃 – 打破普世价值幻象: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寻之路

王跃 | 打破普世价值幻象: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寻之路
五月有不少值得纪念的日子,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月五日则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马克思一生为劳动阶级的解放而奋斗,极大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可以说,五一节、五四青年节代表的社会运动和思潮,也都离不开马克思的影响。回顾青年马克思如何走上为劳动群众的福祉而奋斗的道路,对于今天的我们应当是有启发的。 马克思早在17岁中学毕业时就树立了 为人类幸福而劳动 的理想信念,但这时还是出于朦胧的、理想主义的情怀,离他走上明确的为劳动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现实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从理想到现实,从哲学思辨到科学分析,这中间,马克思对法律的学习、运用和反思,起到了助推作用。原本信奉法的普遍原则,然而面对现实利益冲突,法的理性、正义面目被破除,马克思经过反思,开始走出唯心主义的理论怪圈,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转向现实政治经济的研究,从而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入解剖中构建起科学的革命理论。 法学研究的失败: 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 马克思大学时代一开始学的是法学,这既有家庭影响 祖父是法学家,父亲做过律师和法律顾问 也有自己的选择。马克思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为人熟知,文中,马克思阐明了自己择业的原则: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同时,年轻的马克思告诫自己: 那些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 可见,此时马克思对于从事离生活较远的哲学研究还是敬而远之的,他上大学时一开始选择法学专业,大概有法学可以 干预生活本身 的考虑。而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期,青年马克思确实运用法学分析来介入社会实际,触及到了同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 尽管大学期间马克思并没有把法学当成主业,如他自己回顾的: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但马克思大学头两年还是在法学上下了很大功夫的,对法学研究怀有相当的热情,他的学业证书上,不少法学课程都留下了 极其勤勉 用心 的评语。他研读了大量法律文献和法学著作,把罗马法全书的头两卷译成德文,甚至写了一本大部头的法哲学著作,包括形而上学的法学原理和罗马成文法的思想发展研究。此时的马克思对法的普遍原理怀有信仰,认为罗马法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构筑形而上学的法学体系。从自己信奉的普遍原则出发构建一套理论体系,这代表了学生时代的马克思的唯心主义思想特点。 这样的理论努力失败了,马克思自己反思道: 【 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 】 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 指的是现实与理想,实际情形与抽象原则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很不满意自己的这部失败之作,认为 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 ,比前人的法学原理 内容更空洞 。这时,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已经隐隐出现,但只是马克思所信奉的法的普遍原则精神与实际法律文献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触及各种法律条文背后的真正的现实问题。 青年马克思此时感到苦恼而疲惫,在给父亲的信中,他谈到这段时期的感受: 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 他开始反思自己理想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从理想主义 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遭遇 物质利益 难题: 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 不过,身在校园的马克思还没有遭遇真正的 现实本身 ,他转向了哲学研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成了知识分子群体 青年黑格尔派 的一员。这时他仍是唯心主义者,与现实世界相比, 自我意识 绝对精神 这些抽象概念离他更近些。 真正接触到现实,是在马克思博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即担任《莱茵报》编辑,开始对现实问题发表评论之时。用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的话说: 【 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 由于 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 ,马克思头脑中原有的法学、哲学观念与现实世界正面碰撞,唯心主义的理性幻象被打破。在分析现实中,马克思看到了法律背后的利益关系;他真诚地为劳动群众辩护,同时感到自己在经济方面知识的不足,促使他此后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 这当中,马克思所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他走向社会开始 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 的代表作,马克思称之为 来到坚实的地面上演戏。 这个 地面 也就是社会现实。 当时,莱茵省议会就一项叫《林木盗窃法》的法案展开了辩论,这项新法案旨在惩罚那些到森林里采集枯树枝的穷苦农民。普鲁士农民有捡拾枯枝用以维持生计的传统惯例,然而,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动,枯枝成了林木所有者的私有财产,在有产者看来,未经允许私自捡拾森林里的枯枝,就是盗窃。广大贫苦农民的传统习惯与生计问题,同林木所有者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尖锐冲突。而在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法草案开展的辩论中,大多数代表均倾向于加重处罚,以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马克思记述道: 【 省议会对下述问题进行了表决: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保护林木的利益, 结果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 】 按照马克思此前接受的黑格尔的观点,国家和法律是 理性 的代表,理应代表大多数人的福祉。但是,事实却是一小部分权贵占有了公共财产,并左右了立法机关,运用各种不合逻辑、法理的说辞,将贫民捡拾枯枝的习惯权利论证为非法、盗窃。法律并没有代表理性和正义,而是向非理性的、非法的个人利益妥协,转而损害多数人 物质利益压倒了法的公平正义。马克思写道: 【 为了保证自己对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的控制,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 把行政权、行政当局、被告的存在、国家观念、罪行本身和惩罚降低为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 】 国家、行政机构、法律这些神圣的、代表理性和正义,声称为了所有人福祉的东西,统统降格为维护特权阶级私人利益的手段。马克思在这里显然已经看到了现实中法律并不能代表理性、正义、人民福祉,但出于此前的知识结构和理论限制,他仍然是从法理的角度来为农民辩护的。他论证捡拾枯枝并不等同于 盗窃 ,他为贫苦农民维持最低生存的传统习惯争取合法性,同时论证特权阶级的习惯是同法相抵触的: 【 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 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 所谓特权者的习惯是和法相抵触的习惯。 贵族的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它们不能具有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无视法律的形态。这些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法律的形式即通用性和必然性的形式相矛盾的,这也就证明,它们是习惯的不法行为,因此,决不能违反法律而要求这些习惯法,相反,应该把它们当作同法律对立的东西加以废除,甚至对利用这些习惯法的行为还应根据情况给以惩罚。 】 普通法律的形式 通用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此时的论证还充满着抽象思辨的色彩。他坚定站在穷困人民一边,但仍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辩护的,而不是深入经济关系的社会批判。他认为法律应当 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 ,而不能撒谎、欺骗人民;他称 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 ,而不应当像 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 。 他在文章结尾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还是理想主义的,他寄希望于莱茵省人 法的意识和法律意识 ,呼吁立法机关要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 莱茵省人应该在省等级会议中战胜等级,人应该战胜林木所有者。从法律上说,省等级会议不仅受权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权代表全省的利益,同时,不管这两项任务是多么矛盾,在发生冲突时却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了代表全省而牺牲代表特殊利益的任务。 】 也许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此时从法的普遍原则、从推崇法的神圣性出发来抨击有产者和立法机关、为贫苦农民辩护,看成一种论证策略,但这也反映了马克思此时还缺乏进一步剖析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还只能从法学、哲学的角度进行自上而下的较为抽象的批判,尽管痛快淋漓,也始终与现实隔了一层;而他引以为穷人武器的习惯法,并不能保障穷人的利益,改变他们的处境,更无法打破现实的利益格局、压迫关系。法律在利益面前反而要让步,反而会成为特权阶级的武器,而不是穷人的武器。 对这一事实,马克思当然是清楚的, 法律理想主义 已经不能满足他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批判的需求,因此他此后才转而进行理论反思和经济研究。现实是最好的老师,马克思后来回顾说: 【 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 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 法律的背后:走出意识形态幻象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已关注到法律变动背后的经济关系变动。例如在议会辩论中,一位城市代表出于对贫民孩子的同情,反对把采集野果当作盗窃,认为这是儿童自古以来的权利,却遭到另一位代表的反驳,据他说: 在他那个地区,这些野果已经成为交易品,并成桶地运往荷兰。 这就触及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自然物转变为商品,把公共财产变为个人财富的事实,如马克思讽刺地写道: 这就充分证明,公共财产是可以独占的 。而经济关系的变动、利益格局的再分配,就相应地引起法律的变动,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需要政治和法律上的确认。在同一时期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更是接触到了地产分割这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过渡时的利益问题 莱茵省总督提出限制地产析分的法案,以阻止莱茵省农民贫困化趋势,然而议员们坚持对土地的自由支配,认为限制地产析分会降低土地的价值,议会以压倒多数否定了这一草案。在种种法律问题背后,物质利益的力量,具体来说,资本的力量开始占据上风,压倒了法律的所谓理性、正义。 为了更有力地切入现实, 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 马克思对自己以往受德国唯心主义影响的世界观作了系统深入的反思。他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 市民社会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 此时,马克思已经将法和现实的位置颠倒过来,不是拿法的理念去套现实,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现实中去寻找法的根源。此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分析批判,同恩格斯一道,越来越深入劳动阶级生活现实,参与实际斗争,逐渐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进一步阐明了包括法在内的观念性产物同社会现实的关系,给青年马克思曲折的思想探寻画上了一个节点: 【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 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 以此来看青年马克思此前遇到的 物质利益难题 ,就不难理解当时的情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渐侵蚀传统关系,新兴资产阶级逐渐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的思想观念开始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反映在法律层面,加重对穷苦人民压迫的林木盗窃法案受到热烈拥护,而试图稍微减轻农民贫苦化趋势的限制地产析分方案遭到压倒性否决。 简单回顾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对我们今天看清社会现实和种种观念思潮颇有启发。作为曾经的 法律党 ,马克思也曾信奉崇高的法学原则,信奉法即理性和正义。但因为他足够真诚、认真,他就在理论研究中看到了普遍原则同实际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入现实,他又看到了法的 理性、正义 在现实利益面前的脆弱与虚幻;此后经过对唯心主义的反思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发现法不过是统治阶级现实利益的意识形态外衣。 青年马克思完成了从 法律党 到破除法律迷信的转变,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同他真诚的科学态度和人民立场分不开。没有老老实实、认真严谨深入求知反复比较的科学态度,往往被普世价值一类美好的原则和词汇迷惑,看不到被它们掩盖的现实利益关系,出发点虽好,却容易在现实问题上犯糊涂。另一方面,没有真诚的人民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会用普世价值、普遍利益来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特权来做掩护,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为富人办事,却假装为穷人说话。 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在我国出台《劳动法》后抱怨该法对劳动者让步太多,如果我们看到有的私企老板用各种手段规避《劳动法》限制以增加利润,甚至根本无视法律规定任意压榨员工,就能看到马克思当年遭遇的法的原则同现实利益的冲突仍在上演,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仍是任重道远。如今,通过种种手段取得社会地位的某些群体在谋求自身特权得到法律承认的同时,也在制造种种励志神话和普世价值来为自己辩护,麻痹群众,驱策劳动者为自己卖命。而打破这些意识形态幻象,认清社会现实,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最好的武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转变历程也提供了参照和启发。 参考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弗 梅林:马克思传 罗燕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1833~1844) 吴晓明: 理性的法 和 私人利益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所面临的物质利益难题